曾经与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做过同事，中国大陆华人与其他地区华人最大不同，是少了一份亲切，多了一份距离，少了一份尊重，多了一份高傲，少了一份平等，多了一份层次。当然，这只是指多数，不是全部了。

 

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人，一种叫领导，一种叫群众。当然，绝大部分领导也有领导。

 

与中国大陆人交谈，首先的是称谓，大陆喜欢叫领导为X总，无论官是芝麻绿豆这么大的，也喜欢自降为平民，并在对方的姓后面加一个总字。一片平地平白无故的出了一个高原。

 

这不仅表现在称谓上，大陆开会永远是领导在上面讲，群众在下面听，听过一个笑话，领导开会照着秘书写的稿读到“人民群众从此站起来”，大家立刻起身鼓掌，领导却没停下，舔舔手指头，翻下一页，再读个“了”字，读完了。

 

领导的权威是不可蔑视的，即使领导说的是总所周知的话，诸如伤员要抢救，温饱要解决，收入要提高，问题要重视之类，若换了个群众来说，必然会被人嗤笑，但从领到嘴里说出来，若你不听，似乎是太不识趣了。

 

从古到今，中国都是士农工商社会，士排第一，有权就有一切。而现在这种认知仍然深深扎根在十多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子民脑里。一个群众说的话，是没有分量的。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富人和西方的富人不同，中国的富人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是有钱的。怎么知道呢？财大必须气粗，怎么气粗法？必须活得和你们群众不一样。或者说，活得像个官样。官不敢逆行、压双黄线、闯红绿灯吗？官要排队遵守秩序吗？官在公众场合不敢大声嚷嚷吗？不但富人如此，连未富的人们也有此倾向，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多“痞子化”的行为。文明是要由游戏规则来建立的。当前中国大陆仍如之前数千年一直存在的那样继续存在着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桌面上的规则，是写给群众，以及那些相信法律的外国人看的。另一套叫潜在规则，是领导看的。只要你确保你玩的是那套潜在规则，那你只要把你的领导们伺候好了，就自然乐得逍遥。这不是秘密，全中国人都知道，所以大家看到红绿灯的时候还要看看有没交警，因为在十字路口，交警就是领导，领导就有权力。同样，任何场合都有所谓的领导存在，第一时间发掘领导何在，似乎已经渗入了骨髓。

 

之前听到蔡澜说，人开心的时间，随着年纪增大，是越来越少的。也许这种情况在中国人中是比较严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都把生孩子看作一件很快乐事，不但因为孩子可爱，也因为他们只能从孩子身上找到一种自如，一种与自己同在的感觉。有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最虚伪的，也许某方面确实是，日本人，领导吩咐做的事未必是他自己认同的事，但他一旦做了，就会让自己变得很认同，而这种情况下某程度上也算是与自己同在。而中国人，很大部分时间领导说要做的事，可能是自己由始至终都不相信的，只是要做而做。结果很可能是事情做完，自己感觉很压抑。因为领导关心的是自己的领导，而不是事情本身，更不会想到下面的人。于是，中国的男人心里就已经对领导的所作所为羡慕已久，于是，在任何场合只要有机会做特权的事，必然不会放过。心理学上，这种补偿的做法，是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心理安慰的。这甚至会变成了恶性循环，这也是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部分原因之一，可惜源头没找对，光叫口号是没意义的。

 

在官本位下生活的男人是累的。自古以来，中国男人就该有个官样。若表现得太过亲民，则不像个能做大事的人。因此，中国男人关心在领导面前该如何表现，或者作为领导该如何表现。压抑了不该压抑的，在不该释放的时候释放。前一阵看到一个新词，叫爱无能，是相对性无能来说，一个人丧失了对别人爱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男人里是越来越严重的。不仅仅丧失了对伴侣的爱的能力，甚至丧失了对社会上大小事物应有的关心，或常说的“良知”。纵观不同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男人们没有了爱，会是很恐怖的，会出现一群男人看着别人遇溺而不施以援手，一群男人看见别人跳楼还兴高采烈的鼓掌。最可怕的是，爱无能的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更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人关心的只是怎样在何时该如何表现，精力有限，对其他事物，早已冷漠了。